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一覽扶桑，作者：庫索

日前在面包店收銀臺，一枚熟悉的紅色標識映入眼簾，下方附有日文與英文說明——

此標識專為需要援助或關照的人士設立。

本店有佩戴該標識的工作人員，他們在工作中可能與顧客接觸。

若您能理解這一點，我們將不勝感激。

面包店收銀臺的“援助標識”

我初次見到這個標識是在多年前的花道教室，一位熟識的同學將其掛在斜挎包顯眼處，紅白相間的十字與心形圖案十分醒目。經(jīng)查閱得知，這枚紅色小掛牌在日本被稱為“援助標識”（HelpMark），佩戴者多為存在外表不易察覺、卻需周圍人理解與援助的身心障礙者。若不是這塊牌子提醒，我絲毫不會察覺那位同學與常人有何不同。

一旦開始留意，便會發(fā)現(xiàn)這一標識無處不在。出門時隔三差五就能遇見，許多人將其掛在包上最顯眼的位置。見得多了，不禁心生疑惑：日本街頭為何“病人”如此之多？

日本內(nèi)閣府《障礙者白皮書》的最新統(tǒng)計或許能解答這一疑問：全國約有436萬身體障礙者、109.4萬智力障礙者及614.8萬精神障礙者。雖三類人群不能簡單相加，但白皮書估算，日本國民中約9.2%的人存在某種身心障礙，相當于每11個日本人里就有1人。

這個數(shù)字令人驚訝。我們的社會習慣以“看得見的障礙”為判斷標準，日常生活中很難意識到身邊有如此多需要特別關照的人。一位積極推廣“援助標識”的女性議員曾在采訪中提及，她開車載著有障礙的兒子停進專用停車位，兒子下車時因外表“看似健康”，遭人當面質問“健全人也占用專用車位嗎？”她解釋，兒子雖能正常下車，卻可能毫無征兆地突然跑出去，在擁擠停車場更易發(fā)生危險——這種情況僅憑外表根本無法察覺。

“援助標識”的誕生，正是為解決這種“表面看不見的困難”。

該標識最早始于2012年，作為東京都的地方政策推出。提出這一設想的是東京都議員山加朱美，她因意外成為后天障礙者，裝上人工關節(jié)后外表與常人無異。一次坐在電車優(yōu)先席上，她被旁人責罵“年輕人憑什么坐這里”，卻無法當場解釋自己“看似正常實則不便”的狀況。

基于自身痛苦經(jīng)歷，山加朱美發(fā)現(xiàn)日本各類障礙群體雖有各自標識，但種類繁多導致普通人混淆不清。她提出應設計統(tǒng)一標識，讓所有“外表看不出卻需照顧的人”能在公共場合更安心。這一邏輯體現(xiàn)了典型的日式平等主義：不強調(diào)差異，先關注共性。

這枚紅色小掛牌的擴散速度很快。2013年覆蓋東京全部都營地鐵和巴士等交通系統(tǒng)；2014年向民間企業(yè)推廣；2016年前后京都、青森等地陸續(xù)導入，從東京的地方性嘗試逐漸成為全國性公共標識；2017年7月20日被納入JIS規(guī)格，成為全國統(tǒng)一標識；2021年10月熊本縣導入后，47個都道府縣全部普及；2025年東京都正式將7月20日定為“援助標識之日”。

它所覆蓋的人群十分廣泛，包括安裝人工關節(jié)者、內(nèi)部器官功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發(fā)育障礙者、抑郁癥患者、驚恐障礙患者、慢性疲勞綜合征患者，甚至妊娠初期的孕婦。

出于人文關懷，官方特意降低申請門檻：領取標識無需出示任何證明文件，由個人自行判斷是否需要——即自身狀態(tài)是否影響乘坐交通工具、應對突發(fā)狀況或與人溝通，是否會在人多、嘈雜、變化快的環(huán)境中明顯失去支撐。對這類人而言，小小的標識牌就是“無需開口的求助工具”。

面對佩戴“援助標識”的人，官方有通用建議：在電車和巴士上讓座；在車站、商場、公共設施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助；災害或突發(fā)狀況中協(xié)助避難。

除了“主動幫助”的倡導，還有一種極具“日本特色”的提醒：不要急著問“你得了什么病”，而應先問“需要我怎么幫你”。因為不同人所需幫助不同，有人需要座位，有人需要帶路，有人需要確認廣播內(nèi)容，有人只想找安靜角落，也有人希望不被突然觸碰……因此，標識背面通?？勺孕刑顚懻系K狀況、緊急聯(lián)系人和具體需求，如“請告知列車停運信息”或“請勿強行攙扶我”。幫助他人時兼顧對方感受，而非單方面認為“這樣做是為你好”，這很符合日本人的思維。

一些佩戴者表示，掛上紅色小掛牌并非只為“求讓座”，更希望“能安心坐在優(yōu)先席上，不必承受異樣眼光”。一位母親提到，有發(fā)育障礙的女兒面對快節(jié)奏、不斷催促的店員時常常語塞，佩戴援助標識后精神穩(wěn)定了許多。她總結道：這枚標識不僅是“請幫幫我”，更是“希望被理解、被稍微體諒”的愿望。

在自我立場日益鮮明、人與人易對立的時代，援助標識仿佛站在風潮彼岸，沉默訴說著樸素愿望：讓誤讀少一點，讓理解多一點。

理解與共情帶來的心理安慰是雙向的。一位女性在博客中寫道，30多歲的重度智力障礙兒子外表像普通青年，但因不會說話、發(fā)出難懂聲音、動作突兀，在電車上常遭乘客不安或戒備的目光?？梢坏┛吹剿系脑鷺俗R，很多人表情變?yōu)椤霸瓉砣绱恕?，緊張感消失。

有時，人與人無需開口，通過紅色掛牌就能完成默契相認。一位聽覺障礙者分享，起初她因怕顯眼和異樣眼光不敢佩戴標識，直到在共享辦公空間看到他人大方佩戴，才明白佩戴者并非“特殊群體”。第二天她也掛上牌子，走在街上開始頻繁注意到別人包上的紅色標識，她寫下：“援助標識是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之間無聲的通信。”

援助標識的進步之處在于讓互助流動起來。一位佩戴掛牌的白領說，一次在新宿站遇列車中斷，站內(nèi)混亂讓她不適，一位年輕女性注意到她的標識主動詢問并帶她去快餐店休息。自那以后，她遇到佩戴標識的人也會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助。援助標識不將人固定在“弱者”位置——得到幫助的人，有時也會成為幫助他人的人。

盡管援助標識傳達“當事人主權”意識，即每個人障礙不同，所需幫助應由自己定義，但這也引發(fā)爭議：申請無需證明，是否會被濫用？

最直觀的現(xiàn)象是轉賣。原本免費發(fā)放的標識出現(xiàn)在二手網(wǎng)站被有償出售，官方無奈表示這類買賣未必違法，治理困難，只能反復強調(diào)“可免費領取”，公布發(fā)放窗口并呼吁不要購買。

源于善意的標識進入現(xiàn)實后難免遭遇消費化和灰色地帶。2022年歌手椎名林檎的專輯周邊因與援助標識高度相似引發(fā)輿論批評，發(fā)行方致歉并修改設計。這一風波雖可能是無心之過，卻也說明社會對該標識的認知仍不足。

街頭并非突然多了“病人”，而是通過小掛牌，社會漸漸看到過去不易察覺的生存困境。更尖銳的問題是，真正可能需要標識的人中，僅約26%使用它。有人想用卻不知如何領取，有人因在意他人目光不愿使用——領取標識意味著承認“我是障礙者”，心理上難以接受。東亞社會“不給別人添麻煩”的心態(tài)，讓最需要幫助的人最難主動掛出標識。

地鐵優(yōu)先席位置顯眼的“援助標識”（圖｜維基百科）

在這樣的社會，開口求助比想象中更難。但援助標識格外適合日本人——日本社會常見的“關系性顧慮”，讓需要幫助的人難開口求助，想提供幫助的人也因“不確定對方是否需要”“怕幫錯添麻煩”而猶豫。此時，非語言的視覺標識便充滿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