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L，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從北京團結(jié)湖出發(fā)的43路公交車緩行通過三里屯，在接下來的路口拐了一個彎兒，進入南北向的道路。這條路很容易地就將兩側(cè)區(qū)隔成迥然不同的世界。左邊是中國紅街，樓宇間懸著一塊塊霓虹燈牌匾：火鍋、燒肉、精釀啤酒……抵達此處的人目的純粹——飽腹抑或買醉。

與之相比，滿是塵土、砂石與噪聲的道路右側(cè)顯得格外落寞。除了戴著安全帽出入鐵皮門的民工，只是偶有幾個捂緊口罩的路人匆匆經(jīng)過。這是2020年7月到2022年年末時北京工人體育場的樣子。在成為堆滿腳手架的工地以前，這里也曾人聲鼎沸，趕上球賽或演唱會，道路同樣會被堵得水泄不通。有司機打趣說，走這段路時，自己駕駛的更像是一艘小船，等人潮退去，才能漂走。

對許多北京人來說，建成于六十幾年前的工體，遠不只是一塊運動場地。它與周邊的工人體育館、游泳館所組成的建筑群，更是承載了無數(shù)的集體記憶：1985年工體館春晚、同年威猛樂隊訪華演出、1990年亞運會、1997年香港回歸慶典、2009年北京國安奪冠……如今回看，這些看似宏大敘事中的文體活動，像一個個索引，將人們帶向了不同時代。

一、“看球，遛彎兒，怎么都成”

新中國成立以前，工體所在的位置是一座廢棄窯廠。在彼時的北京版圖上，這里隸屬于東郊，在此處定居的人群龐雜無比，流民、商販充斥其間。與東西城的原住民相比，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惡劣得多，除了四處可見的窯坑，就是漫無邊際的蘆葦塘。在那時，人們的基本生活尚不富足，遑論文藝、體育這些奢侈的愛好。

東郊命運轉(zhuǎn)折點是在1955年。那年，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了工人體育展覽會，會上，一位工作人員向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和工會總主席賴若愚提了個建議：首都還沒有大型體育場，希望日后能建成一個亞洲水平的體育場。

這一建議在四年后變成現(xiàn)實。時值新中國成立十年大慶，北京興建了“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北京火車站等。工人體育場便是其中之一。35歲的建筑師歐陽驂與北京市建筑設(shè)計研究院共同設(shè)計完成了這一場館，其中囊括主賽場和室外籃球場、室外排球場、足球場、游泳場，以及人工湖。

在新中國建筑史上，工體的建造速度是位于前列的。只用了11個月，這座體育場就在葦坑和荒土上拔地而起。落成時，工體四周沒有設(shè)置圍欄，東、西兩側(cè)的大門上還赫然寫著“自力更生”與“勤儉建國”。

成就這一建筑奇跡的是工人們。一方面，該場地的建設(shè)資金全部來源于全國工人的工會會費；另一方面，工人加班加點地勞動，極大地提升了效率，提早趕完了工期。為了表彰這一群體的功勛，體育場也因此得名。

從小到大一直住在團結(jié)湖的李翔今年33歲，他說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工人”的特定時代含義。但他清晰地記得，幼時常去工體附近消磨時間。帶他去的人，是爺爺李有順。李有順參與過工體的建設(shè)，每次和孫子來到這里，他都能講出新的故事。但聽得多了，李翔發(fā)現(xiàn)，爺爺?shù)年愂隹偸桥c艱苦有關(guān)，無非是每次都換了一個表達方式。

爺爺說過，東郊的地形條件很差，地面落差最大的地方有將近7米。為找平地面，負責施工的隊員幾乎跑遍了北京城，“別人是拆東墻補西墻，他們是拆西土填東土”。大概消耗了50萬立方米的土，工體才得以開建。

建設(shè)時，工人沒有趁手的設(shè)備，幾乎全憑人力。平整地面的工具大多是市政公司修路時淘汰的石碾，“幾個人在前頭拉，后面的人用原木柱子頂著，掌控方向”。當時的工人們吃糧食需要糧票，對工人來說，固定的口糧很難讓他們的肚皮撐到中午。到了十來點鐘，就能聽見此起彼伏的咕嚕咕嚕的叫聲，縱使那樣，活還是一點兒都沒耽擱。

工體建成后不久，第一屆全運會在其中舉辦。這意味著，此前被排除在奧運會參賽國之外的中國，有能力參與和創(chuàng)辦重大的體育賽事。這塊能容納將近8萬人的場地，也作為國家形象的一部分，展示給了世界。

在李有順心里，參加全運會的目標顯然過于遙遠，但他與工體仍有一份聯(lián)結(jié)——市工會組織的工廠聯(lián)賽。20世紀60年代，每至周末，他作為球員來這里參加比賽，“甭管輸贏，每場球還能補助5毛錢”。觀戰(zhàn)的市民絡(luò)繹不絕，“家庭條件富裕些的，買6角一張的前臺票，手里頭稍微緊巴點，就花2毛錢上‘山頂’看，在哪兒都能看個樂子”。

于李有順這種老一代人而言，工體是實實在在的讓工人活動的場地。業(yè)余時間，他們騎上單車，載著家人，緊趕慢趕地來到這里，踢場球，再嚎兩嗓子，心里有再多的不痛快也都在此消散了。

2020年，李有順聽聞工體要翻修，特意又來了一趟?？粗矍傲鑱y無序的施工現(xiàn)場，他跟孫子說，老輩的有些記憶，可能就跟著沒了。李翔許諾他，等建好了再帶他過來，“看球，遛彎兒，怎么都成”。但在去年年末，新工體竣工前夕，李有順離世了。

二、“那場演唱會就像是做了一個夢，大家都舍不得從夢里醒過來”

在工體運行的前二十幾年里，它的角色始終是球場。直到1985年，一支搖滾樂隊將文藝之風吹入了這片場地。這支樂隊是威猛樂隊，當時的人們并不了解他們，對其所表演的搖滾樂更是知之甚少?？v使這樣，這場在工體館的表演還是吸引了1.5萬名觀眾。前排的觀眾打著橫幅，標語寫道：“歡迎威猛樂團首次訪華演出。”人們手里握著的多是單位的贈票，也有一小部分人，是在門口的簡易棚子中買的現(xiàn)場票。買票需要持單位的介紹信，每張售價5元，對當時月工資普遍在六七十元的工薪階層來說，這不算是個小數(shù)目。

謝秋霞曾是那場演出的觀眾中的一員。那年她25歲，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彼時，她的叔叔從事外事工作，某次吃飯時，他偶然提及威猛樂隊的消息。心動的謝秋霞托叔叔弄到了一張票，然后她順著人流，走進了場地。

在謝秋霞的回憶里，身邊幾乎都是和她年紀相仿的人，“一開始，大家坐得都很規(guī)矩，但歌一唱起來，就有人跟著節(jié)奏晃起來了”。樂隊成員在臺上一邊唱歌，一邊上躥下跳。遠遠地瞥到，謝秋霞有些不解，“沒見過這種架勢，有點兒嚇傻了”。但到了后面，拘束感變得越來越弱。她和周遭的觀眾一樣，一起打拍子，共同扭動身體。

那晚結(jié)束，謝秋霞得到了一盤磁帶，磁帶的A面是威猛樂隊的原唱，背面則是歌手成方圓的中文翻唱。從那往后，謝秋霞有了對音樂的評判標準，“一首好聽的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讓人跟著節(jié)奏搖起來”。盡管往后的日子，她沒再去工體看過任何演唱會，但對她來說，威猛樂隊的那次演出仍舊是她音樂方面的啟蒙。

謝秋霞的女兒萬芳在上中學(xué)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家里櫥柜上方的那盤磁帶。她聽過后問媽媽：“您還聽得懂搖滾呢？”謝秋霞臉一黑，回她一句：“誰還沒有過年輕的時候啊?！边@段對話發(fā)生的年份是2002年。那一年，中日邦交正?；?0周年，國內(nèi)因此舉辦了一些慶祝活動。其中最為盛大的，就有GLAY樂隊演唱會“ONE LOVE in 北京”。

GLAY是久負盛名的日本樂隊，在世紀之交已經(jīng)有了不少中國聽眾。為了慶祝兩國正常邦交和答謝樂迷，也為了杜絕“黃?！背雌?，他們在工體的這場演唱會采用了不售票的方式。只要在規(guī)定日期內(nèi)買一張價值50元的GLAY的專輯，再將里面的回執(zhí)卡填好，寄回票務(wù)中心，就能夠得到一張免費贈票。

買到專輯那天，萬芳認真地填完了回執(zhí)卡，并且再三確認了收票地址，她生怕因為小疏忽而錯過這場演出。好在不久后，她收到了贈票，然后她像多年以前的母親那樣，懵懵懂懂地進了工體。只不過，這一次她進的場地，從工體館變成了工體場，場地里的人數(shù)有3.5萬人。

萬芳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演出當天的兩件事。第一件，是GLAY樂隊為現(xiàn)場觀眾特別準備了一首中文曲目《歌聲與微笑》。“樂手中文不好，唱出的歌詞聽起來就像是‘請把我的瓜，帶回你的家’，整場人都在哄笑?！?strong>第二件，是GLAY樂隊在演出末尾時深情表露而說的那段話。主唱TERU說：“我們相信，音樂可以創(chuàng)造奇跡。我們也相信，愛可以把所有的心連接在一起。下面，將愛的曲目獻給大家，請聽I’m in love?！?/p>

在“I'm just in love. I'm just in love. I'm just in love. Oh singin' my life”的歌聲響起的那一霎，場地內(nèi)的觀眾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人們一起揮手，歌唱，流淚。演出結(jié)束后的10多分鐘，沒有人愿意離場，萬芳說：“那場演唱會就像是做了一個夢，大家都舍不得從夢里醒過來。”

對歌迷而言，工體始終是那個最為包容的空間。無論你所愛的歌手是何種曲風，也無論你身旁坐的是哪個人，只要踏入這個場地，就可以把一部分自我安放在這里。也正是因為如此，工體在歌手心目中是個“朝圣之地”。若想證明自己的實力，最佳方式無疑是登上場地中央的那方舞臺。

三、“上了球場，就得跟丫死磕”

對一座體育場來說，文藝活動更像“小徑分岔的花園”，足球才是這塊場地上恒常不變的主題。有趣的是，有關(guān)足球的往事，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

1981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坐鎮(zhèn)工體，參加了世界杯外圍賽，以3∶0的比分擊潰來訪的科威特隊。央視解說員宋世雄在直播時，高呼“容志行（進球球員名），祖國感謝你，人民感謝你”。賽后，足球徹底點燃了人們的熱情，滿面榮光的球迷不住地歡呼，有的騎著自行車，有的走路，一邊在長安街上行進，一邊喊著“祖國萬歲”，直到抵達慶祝的終點——天安門。

4年后，同是這塊場地，狂喜轉(zhuǎn)成了憤怒與暴力。1985年的世界杯預(yù)選賽上，被普遍看好的中國隊，面對打平即可出線的局面，卻在工體敗給了中國香港隊。比賽結(jié)束，球迷卷起手中的旗幟，懊喪地走出了場地。緊接著，“國足黑色‘5·19’”來了。

次年出版的報告文學(xué)《傾斜的足球場》中如是寫道：

“看臺上的觀眾也久久不愿離去，人們胸中堵著一股氣，憤懣、失望、窩火、想不通、恨鐵不成鋼，所有的一切交織在一起，迸發(fā)出地動山搖般的吼聲：‘曾雪麟，出來！’”

“曾雪麟不能出來，否則他會被人撕成碎片，生吞活剝了的……洶涌的洪流沖出了工體，完全失控，至少兩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被掀翻，暴怒的人流失去了理智，紅了眼，變成一群可怕的野獸，見東西就砸?！?/p>

正是這次球迷的極端行為，讓國內(nèi)的體育愛好者意識到，球場上并無絕對的強弱之分，勝敗乃是常事。從那之后，北京的球場再未發(fā)生過類似事件，球迷群體也由此漸漸成熟。到了20世紀90年代，工體又掀起一陣狂熱——北京國安從先農(nóng)壇遷址到此處，將工體作為球隊主場。

爾后的二十幾年，球迷們把工體當成了另外一個家。比賽日的下午，方圓幾公里之內(nèi)，凈是穿著綠色球衣的忠實擁躉。球場的門口形成了一條街市，圍巾、手套、帽子，但凡想得到的周邊產(chǎn)品，都能在此看見。就連堵在路上的汽車車體上，也貼著球隊的隊標。對他們來說，那是展現(xiàn)精氣神兒的圖騰。

開賽后，“國安永遠爭第一”的口號響徹24下看臺（北京國安死忠球迷專屬座位區(qū)）。如果碰上的對手不是“善茬兒”，球迷還會用“京罵”招呼來客。雖然做法有失體面，但屢試不爽的招數(shù)，常常讓客隊腳下一軟，發(fā)揮失常。作為鐵桿兒球迷，劉海波就見證過很多次這樣的勝利。在他的小群體里，大家有個共識：“寧可讓人踢死，也不能叫人嚇死，上了球場，就得跟丫死磕。”

在劉海波的記憶里，最澎湃的看球體驗發(fā)生在2009年。那年，北京國安拿到了隊史第一座中超冠軍。賽季臨近結(jié)束，北京國安的球票越發(fā)難買。每次主場比賽前，工體北路都有人支起帳篷，排著隊，等待放票，“有的干脆一家老小全部出動，買票難度跟現(xiàn)在搖機動車號牌似的”。

當年10月的最后一天，工體座無虛席，戰(zhàn)勝杭州綠城，北京國安即可斬獲當季冠軍。隊員不負眾望，用4粒進球，為那個賽季畫上了句號。在16年的等待后，球迷終于可以把“永遠爭第一”的口號變成“我們是冠軍”。

終場哨響，球員們走至場地中央，將主教練洪元碩拋至空中。在忘情慶祝過后，素有“御林軍”之稱的北京國安隊員們來到了場邊，向球迷深深鞠躬，感謝他們的助威與吶喊。劉海波說：“我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天，真的感覺球場就是我們共同的家，我們一起并肩作戰(zhàn)，一起笑，一起哭?！?/strong>

正是出于這種關(guān)系，球迷之間稱工體為“北京最后的四合院”。就像BTV足球解說嘉賓楊天嬰在接受采訪時說的那樣：“人們在這個發(fā)展的過程當中會失去很多，會回憶很多，而這個球隊將成為一個載體。人們回憶里失去的東西，在這里都能找到?！?/p>

四、夜晚的開始與結(jié)束

由于毗鄰?fù)饨还⒑痛笫桂^，工體是北京接受酒吧和俱樂部文化最早的地方之一。千禧年前后，工體周邊出現(xiàn)了許多娛樂和餐飲場所。人們看完比賽，夜晚才正式宣告開始。在球迷口中，贏球了得喝酒慶祝，輸球了更要喝酒排解。于是，工體北門的MIX與VICS自然而然地成了人們的兩大去處。

劉海波很早就進過這兩家俱樂部。他說，當時的環(huán)境和現(xiàn)在的酒吧沒法比，屋里的空氣比較難聞，地面也是黏糊糊的。但這絲毫不耽誤人們在里面縱情聲色，街邊不時有停下的超跑，從車上下來的人，一頭便扎進店內(nèi)，然后跟著Hip Hop音樂搖晃起來。“對那時的人來說，一提到放松的好地方，最先想到的就是工體。”

為工體酒吧和夜店貢獻收益最多的，往往是中年人。在經(jīng)濟飛速增長的那幾年，他們最舍得在這里花錢。年輕時的劉海波見過很多“擺闊”的，有的服務(wù)生只是幫客人捶兩下肩膀，拿一會兒衣服，就能收到一筆不菲的小費。有一陣子，工體附近店面的服務(wù)生工資要比白領(lǐng)高出不少，很多人都聞訊來此，爭取得到這份工作。

劉海波說：“那時的工體有一股說不上來的野性，各個階層的人都愿意在那多停留一陣兒，有錢的去夜店喝酒，兜比臉還干凈的也能找到路邊臟攤擼串，半夜的時候最有意思，大家喝多了酒，全都聚在馬路邊上，互相摟著，談心的、20歲和50歲稱兄道弟的，干什么的都有，等喝不動了，就招招手，有的是車能把人拉回家。”

對于那些居住地稍遠的人來說，打車不是明智的選擇。為了節(jié)省這部分開銷，他們往往會在這守候第一班出城的早班車。公交車上載著滿滿當當?shù)某丝停岳先司佣?，老年卡與刷卡機頻繁發(fā)出的“嘀”聲，常會讓人詫異，這究竟是這座城市的正常狀態(tài)，還是自己的酒勁未過。

與漫長的等待共同而至的，是人們對夜宵和早點的需求。在買醉的人之間，最有聲望的那家店叫做“老滿太太”。老太太經(jīng)歷頗為傳奇，她是這個區(qū)域最早“練攤”的一批人之一，她所開發(fā)的產(chǎn)品包括但不限于熏雞架、炒粉和雞湯豆腐。據(jù)說，她憑著這把手藝，給兩個兒子在北京買了兩套房。等子女安頓好，老太太退居幕后，過上了含飴弄孫的日子。

故事的可靠性已無從而知，但老太太的商海傳奇起碼向人們昭彰了工體輝煌之際所產(chǎn)生的影響力。現(xiàn)今，“老滿太太”的店開在一路之隔的中國紅街，店內(nèi)很難尋到一絲一毫過往的痕跡。它與周遭的連鎖店面別無二致，尤其是在流程上：掃碼點菜，快速出餐，然后再盼著客人能盡早離去，以便翻臺招呼下一批慕名而來的“打卡”者。

和時代大潮的翻騰與沉浮不同，個體與區(qū)域的變化總是悄無聲息地發(fā)生。與“老滿太太”一并離開街頭的，是那些曾經(jīng)叱咤的老牌夜店和酒吧。加之疫情的重創(chuàng)，一家家店面掛上了“歇業(yè)”“轉(zhuǎn)讓”的牌子。沒人弄得清是年輕一代的審美趣味生變了，還是這種范式的夜生活已然不符合當下潮人的價值理念。如今，在距離工體不遠處的三里屯，總有背著配有昂貴鏡頭的單反相機的人出沒，他們被人戲謔地稱為“老法師”。“老法師”們極力地捕捉著最前沿的誘惑與美艷，而在拍攝完畢行經(jīng)工體之時，他們卻很少想起，自己可以舉起鏡頭，為這座城市最有標志性的建筑留下些許光影。

2020年，服役了一甲子的老工體在完成諸多使命后隱匿了。2022年的跨年夜，翻新完成的新工體迎來了首秀。晚會上，崔健奏唱著《一無所有》，沙寶亮高歌著《國安永遠爭第一》，齊秦用歌聲講述著《外面的世界》。在不久后，北京國安隊會回歸這里，享受著擁有觀眾的比賽，歌手也依舊會期待在這揚名立萬。

一切仿如還在昨日，一切又好像都得到了更新。關(guān)于這座球場的故事，總有要被遺忘和拋舍的點滴，也總有要繼續(xù)書寫和鐫刻的部分。北京和工體的羈絆仍將在此延展，至于未來，也許會像1986年這座場地傳出的那首歌《讓世界充滿愛》中所吟唱的那樣：“一年又一年，我們擁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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